一、昆明湖的田鸡要放生吗
1、
李连杰每天修行2小时，现身成都随堪布放生
2、慈诚罗珠大堪布在成都放生，随喜李连杰师兄参加
3、作者菡萏-才仁曲措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很多学佛的明星，但是在他们中，我还是比较敬佩李连杰师兄的。我们都说生活很忙碌，经常会为自己的懈怠而找出种种的借口。轮回过患，寿命无常，人生难得，因果不虚，这些基本的道理并没有深入到我们的内心中来，是解脱？还是继续轮回？李连杰师兄已经很多年，每日坚持修行2个小时，不接电话，不让任何人打扰。像我们这样的平常人会比李连杰师兄还忙碌吗？大家好好反省吧。感恩上师，随喜李连杰师兄放生功德。（转本文请注明出处菡萏-才仁曲措的博客，谢谢！）
4、成都市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委员清证长老法相
5、大菩文化四川讯2018年1月21日（农历丁酉腊月初五）晚7时38分，成都市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委员清证长老于昭觉寺安详示寂，世寿91岁，戒龄60夏。
6、蜀中禅林耆宿，成都市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委员上清下证长老，化缘既尽，舍却塵劳。于2018年1月21日（农历丁酉腊月初五）晚七时三十八分，在昭觉寺西寮示寂，世寿九十一岁，戒龄六十夏。
7、长老俗姓杨名海运，彭县人，生于1927年。于1947年在彭县九峰山海会堂出家，1957年在五台山清凉桥能海上师座下受具足戒并依止上师学法，1960年四川常住昭觉寺至今。
8、长老法体24日移灵本寺涅槃堂，供四众弟子及生前好友吊唁！并于28日午后一时奉送至绵竹吉祥寺入塔。
9、唐代成都的佛教寺院与壁画
1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毛双民
二、南昌放生园放生财鱼
1、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高僧大德辈出，佛学宗派林立，译经事业发达，僧团人数庞大，相应地是这些僧人们进行佛事活动和传播佛教信仰的场所——佛教寺院，也日益增多，正所谓“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无论是在通都大邑，还是偏僻穷乡，都能够看到香客云集、烟雾缭绕的佛寺庙宇。这些寺院大都建在风景秀丽的名胜之地，而且建筑雄伟，“广殿长廊”，“邃宇珍台，层轩宝塔”。如都城长安开元十年前后就有佛寺90余所，不仅寺院众多，而且规模宏大，仅大兴善寺一所就广占一坊之地，总面积达20亩左右。又如地处晋昌坊的大慈恩寺，是唐高宗作太子时，为了纪念其母文德皇后，于贞观二十二年在隋朝无漏寺废址基础上而建立的一所寺院，也是佛学大师玄奘从事译经和讲学的场所，“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现在著名的西安大雁塔，只是当年慈恩寺的一小部分。唐武宗会昌五年进行的毁佛运动，“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
2、在唐代，佛寺不仅仅是僧人研习佛法，宣扬教义，进行佛事活动生活和普通民众拜佛求福的场所，而且还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往往成为科学、文学、艺术(包括音乐、戏曲、绘画等)学习和研究的中心，也是民众游览和文化娱乐场所。如长安城中的慈恩寺，“竹木森邃，为京城观游之最。”唐代的进士及第后，都要聚集在慈恩寺大雁塔下游赏赋诗，题列他们的姓名于此，被称为“雁塔题名”，为京城的一大盛事。著名的诗人白居易一举及第，春风得意，曾题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因为慈恩寺地连著名的风景胜地曲江池，因此往往成为文人雅士们游玩韵疡所，这从《全唐诗》中众多诗人留下的题名游慈恩寺的篇什中可以得知。牡丹是一种名贵花卉，唐朝的官僚文士有欣赏牡丹的习俗。我们可看一则十分有趣的小品文：
3、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寺)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僧恩振说会昌中朝士数人同游僧舍。时东厩院有白花可爱，皆叹云：“世之所见者，但浅深紫而已，竟未见深红者!”老僧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众于是访之，经宿不去。僧方言曰：“诸君好尚如此，贫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于人否?”众皆许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后，于幕后启关，至一院。小堂甚华洁，柏木为轩庑栏槛，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初日照辉，朝露半唏。众共嗟赏，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语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后有数少年诣僧，邀至曲江看花，籍草而坐。弟子奔走报：“有数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视而笑。及归至寺，见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谓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预请，盖恐难舍。已留金三十两、蜀茶三斤，以为报矣。”
4、读后令人忍俊不禁，慈恩寺僧人所培植的这株牡丹真是名贵至极，使那些朝士们赞叹不已，一直观赏到天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后来竟被一伙文明的强盗少年掘去。寺院成为培植花木的地方。“长安戏院罗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说明当时的戏场也多在寺院里。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八日，(诸妓)相率往听焉，……故保唐寺每天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这样寺院还成了士大夫们拈花惹草的场所。特别是每当寺院的僧人开席讲经变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可以想见当时的热闹场面。佛寺壁画是寺院中又一大景观，“寺观壁画之盛，以唐为极。”当时的杰出画家几乎都曾在佛寺中挥毫作画，如被后世尊奉为“画圣”的吴道子，其作品多数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堵，”他所画的佛经变相往往有震人心魄的作用，如在长安赵景公寺所画的地狱变相，“都人咸观，惧罪修善，两市屠沽，经月不售。”这不仅说明了吴道子以精湛的画艺描绘了地狱中种种受苦受难的恐怖景象，也说明了佛教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深入人心的结果。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寺院中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画迹，其画也被许多画家和各地的寺院所模仿。本文试对唐代成都的佛教寺院与佛寺壁画作一些探讨。
5、成都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的大都会，是当时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西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先后为益州总管府、西南道行台、益州大都督府、剑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治所。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逃到成都避难，曾一度改成都为南京，与当时的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并称，所以在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谓天下繁华，扬州为第益州次之，益州即指成都。唐朝成都城的状况和规模，因文献和考古资料缺乏，已难以考知其详，据史记载：“西川节度使高骈筑成都罗城，使僧景仙规度，周二十五里。””说明其城规模相当大。成都在唐代不仅是数得上的繁华都市，佛教也十分兴盛，主要表现在成都城内拥有众多的寺院，现在可考知其名称的有：正觉寺、建明寺、多宝寺、空慧寺、宝园寺、宝历寺、龙居寺、福化寺，福缘寺、福寿寺、福感寺、福胜寺、净众寺、松溪寺、净慧寺、法聚寺、圣寿寺(又名元和圣寿寺)、圣慈寺(又名大圣慈寺、大慈寺)、菩提寺、宁国寺、圣尼寺、龙怀寺、胜业寺、建昌寺、大云寺、开元寺、草堂寺、应天寺、中兴寺、龙兴寺、宝应寺、南平寺、宝相寺、福圣寺、静德寺、资福寺、金华寺、圣兴寺、四天王寺、宁蜀寺、昭觉寺、教化寺、妙积寺，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43所。这些寺院有的是前代所立，如福胜寺，原是“鄱阳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爱寺。……至大业改为福胜寺。”法聚寺，“寺即隋蜀王秀之造也。”…有的是唐朝所立，如高丽国僧人释无相，“属明皇违难入蜀，迎相入内殿。……由是遂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如此众多的寺院，表明了当时佛教的兴盛。
6、成都佛教兴盛的原因，一是隋末唐初的农民起义、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几次重大的战乱都没有波及这里。尽管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而成都却相对地安定，生活富庶，因此许多高僧不辞劳苦，跋山涉水，经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来到成都研习佛学，传播教义。如唐初的译经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求法前，为了躲避隋末唐初的战乱，就曾与其兄长捷法师到成都研习佛学。史载：
7、隋氏失御，天下沸腾，……衣冠殄丧，法众销之，白骨交衢，烟火断绝。……时武德元年矣。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初，(隋)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是故法将如林。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仍相进向成都。……时天下
8、饥乱，惟蜀中平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又如释道基，
9、有隋坠历，寇荡中原，……于是巴蜀奔飞，望烟来萃。唐初成都几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众多的僧人来到成都，无疑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唐玄宗和唐僖宗都逃到成都避难，当时除了随驾扈从的众多文臣武将外，也有许多高僧大德、文士画家随从人蜀，为寺院创作了大量的壁画。
10、另外一个原因是历任成都的地方官吏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和提倡。在隋朝统治时期，因为隋文帝、隋炀帝父子都大力倡导佛教，在各州普建舍利塔，以中兴佛法为己任，使遭受北周武帝毁灭的佛教得到恢复。隋文帝的第四子益州刺史、总管、西南道行台尚书令蜀王杨秀也十分崇奉佛教，在成都建造佛寺，供养僧人。如释惠宽，“时隋蜀王秀在益，请人城内，妃为造精舍，镇恒供养。”又如释道仙，“隋蜀王秀作镇岷络，有闻王者，……王躬尽敬。便为说法，乃邀还成都之净众寺，厚礼崇仰，举郭恭敬”。释智诜，“有隋革命，光启正法，……益州总管蜀王秀奏请还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这无疑为唐朝成都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在唐朝，佛教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官吏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士大夫中普遍地盛行崇佛的风气，他们结交僧人，研读佛典，探讨佛理，坐禅念经，设斋布施，舍宅为寺，传布佛法，可以说许多士大夫们都与佛教有不解之缘。成都的地方官吏与士大夫们也不例外。他们大都崇奉和提倡佛教，除了进香拜佛外，还与僧人结交，聆听他们讲授佛学义理，开坛度僧。唐初曾经参加过玄奘大师译场的成都多宝寺僧人释道因，“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益州总管邓国公窦琎、行台左仆射赞国公窦轨、长史申国公高士廉、范阳公卢承庆，及前后首僚，西南牧岳，并国华朝秀，俱伸虔仰。”又如唐代宗、德宗时期权倾一时的宰相元载，大历(766—776年)中，“奏成都宝园寺置戒坛，传新疏，以俸钱写疏四十本、《法华经疏》十本，委宝园寺光翌传写之。”大历九年，白敏中“出镇益部，开戒坛”度僧。新罗国僧人释无相，以开元十六年泛海来到中国。“后人蜀资中，……(益州)长史章仇兼琼来礼谒之。属明皇违难人蜀，迎相入内殿。”曾任剑南节度使十八年被封为南康郡王的韦皋，因为在出生满月时，家里人为他祈福，曾广招僧人，设斋饭僧，其中有一位胡僧，说韦皋是诸葛亮的后身，“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蜀人当受其福”云云，因此腾达后，十分崇信佛教，在蜀时广交僧人，与成都净众寺的神会最为知己，“时南康王韦皋最归心于会，及(神会)卒，(韦皋)哀咽追仰，……为立碑，自撰文并书。”这些地方官吏对佛教的归信，必然会促进佛教势力的扩张，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