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亚放生螺丝在哪里
1、明代彩塑精华——记山西平遥双林寺
2、元、明、清三朝中国雕塑走向了衰落,大型雕塑和石刻不仅数量减少,而且形式多样仿前代雕塑,但也仅具其形,黯然失神。与此相应的是用泥、石、木、树根、玉、陶瓷等明代造像主要是泥塑像,在造型上可以看出是唐、宋两代的继承和延续,而在一部分的制作中,仍然表现了它的时代特点。即是在形象上趋重于写实,注意了细节的刻画,不论是从神态和肌肉表现以及衣饰装束来看,都具有较高的写实技巧,同时也有着必要的夸张手法。只是在冠饰和璎珞胸饰等部分显得有些过于繁琐,这很可能是受到当时戏剧中武将冠戴装饰影响的原因。
3、明代寺庙造像保存至今的较多,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水平最高的首推山西平遥双林寺的泥彩塑像。有"中华彩塑第一馆''之美誉。双林寺原名中都寺,中都寺建于何时,至今尚难确考。据寺中现存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所记:中都寺重修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仅就此推测据今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宋代,取佛经"双林入灭''之说,中都寺该名双林寺。
4、其中四天王彩塑是最精彩作品,其造型比例合度,塑工精美,造型雄健威武,显示出巨人般的力量感,寺中还有几千躯彩塑作品,包括被钱绍武先生誉为"中华韦驮之冠''的韦驮像,"自由自在''的水月观音像等等。它们在形象塑造上打破了一般寺庙中的程式化样式,显示出雕塑匠人的创造性才华。双林寺富于神采的彩塑佛像在明代寺庙造像中是较为少见的。
5、傅天仇教授在他写的《访古代雕塑》一文中，对于保存明代彩塑最多的山西平遥县双林寺罗汉堂的十八罗汉塑像，曾有以下描述：“……我们骤看罗汉就象看一座山，首先给人以稳定的印象，然后再看神气上行，内势集中在眼……眼威猛而动!与全身稳定就成了对比，如黑夜的月亮那样明亮。对比手法也运用到衣纹处理上，挺直基调的衣纹象征刚劲、胸腹的起伏和平简的外衣形成强烈的对照，它象征内刚而外柔，外文而内武的造型，也符合罗汉修行的传说。衣纹简而直则性格在平静中现出刚劲，但主调是平静。同时直衣纹中却有突起，如衣袖上的几根圆高衣纹，这就在平静中露出火气，因此也就加强了罗汉身份与性格的特征，使造型和性格相互作用，而产生微妙的意境，引起观众内心的共鸣。”也许真的是平遥双林寺明代罗汉像塑作艺术上确有高于其它各地之处，经傅教授的描述更令人增加了理解。说明了双林寺的明代泥彩塑，包括罗汉像和其它的佛、菩萨像，仍然有其时代特点的。全寺共有大小佛殿十座，彩塑像二千多躯，包括有天王，金刚、佛、胁侍弟子、菩萨、观音、供养诸天以及地藏殿中的十殿阎君和六曹判官等等，尤以天王殿中的四天王彩塑，比例合度，雄健威武，各具神态，千佛殿和菩萨殿中的菩萨，观音、供养天等，也塑工精美超群，成为明塑中的佳作。在上述《访古代雕塑》文字中又曾说道：“到了平遥，就好象到了一个巨大的雕塑博物馆一样。以双林寺来说，就有很多好的雕塑……那里的雕塑主要是明代的，也有其他时代的作品。直到今天，双林寺里还保存了好几千身彩塑。这些塑像比较完整，同时看来都是出自高手。所以作为研究遗产来讲，很有价值。进入双林寺，就看见四天王的巨像，天王一字并排站在高檐之下，显示出巨人的力量。它的尺寸、排列方法和形象塑造，都不同于许多庙宇的公式，表现出雕塑家的才华和创造性。许多地方的天王像，都强调了形象的怪异和凶恶，这里的几个天王却吸取了武士的形象，通过它的强壮身体，坚强的造型，来塑造出勇猛的、有气魄的巨人样的英雄态度。它是以生活形象作为基础来进行简化与提炼，而不是从公式来进行制作的，所以令人感觉它们气很足，神很集中，整体联贯得很好。热血沸腾，是难得的武士的杰作。
6、“进入寺的中间，有一座大殿，额上大字写着‘灵鹫遗风’。殿里很多塑像，四面墙上满布壁塑，好像是舞台演出一样。墙上重叠着一个布满了塑像的舞台面，其间描写了许多神话及生活故事的题材，技巧精到，每一个龛里都塑造着一些生动的群像，它们是运用了调合或对照的手法，有描写弃官寻佛的场面，也有生动而凶猛的麒麟守卫着恬静而沉睡的美人的场面，形成强烈地造型上的对比。殿中间的那些圆塑，比例适中，态度自然，刀法简练，交代清楚，好像看了它就能知道雕塑家是从什么地方下‘笔’的；但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塑得这样的美丽。比如站立在西边的侍者，就显示出简洁而节奏明显，丰腴而不虚，近人而不俗，美而不媚，静中有动，饱满结实而流畅，体像透亮的感觉。雕塑的胸、腰、腹部位与衣纹等恰如其分，每个地方都很注意整体，显得很美，它和佛教上对神的概念很相符，能引起观众对美的享受而受到欢迎。进入千佛殿和菩萨殿，四壁满是悬塑，数以千计的美丽仙女及神佛，形成了壮丽和辉煌的艺术宫殿。在千佛殿的门侧，立着两个供养人彩塑，他们比神像还大，手法也很写实。……总的来说，平遥双林寺的雕塑生动活泼而又概括提炼。因此，当你一踏进平遥，就会看见各个时代的石狮或跃或戏，充满了活跃的特色。至于以佛经为依据的塑像，最容易流于平庸的程式中，但平遥的雕塑，妙在内容不违经文，却又有大胆的独创，处理的活泼生动。造像的形式，美而概括，既有人的特征，又不像具体的某人，更有鲜明的典型性格。因此，菩萨姿态娴静，而造型含有善良的特征，武神则气冲斗牛，力拔千钧的形象。尤以造型能准确的反映出人物性格更为可贵。因为以角度转折与高低起伏的不同，显示人物性格不同的特征，是衡量一件作品水平的重要方面。衣纹处理美而简明，既帮助了姿势，又显出性格。总之，男的壮实有力，女的美丽而流畅，是造型美的综合，有的雕塑既完整又像新的一样。”
7、以上引述了傅教授的长段论述，目的是说明明代泥塑造像仍有它一定的特点并借以介绍平遥双林寺的明代雕塑，更主要的是介绍他以雕塑艺术教育家对于祖国古代雕塑遗产的见解，来帮助并启发有志于研究以及雕塑工作者能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营养以丰富今天的雕塑创作。
8、隋唐时期山西境内除五台山外，其它地方的佛教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以太原为中心地区的佛教，发展迅速。太原古称并并州，为九州之一。唐开元十一年以并州改置太原府。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复为并州，嘉佑四年（1059年）又改为太原府。这时在太原等地的寺院众多，据敦煌资料《诸山圣迹志》记载，“从此（五台山）南行五百里至太原，都城[周]围卌里，大寺一十五所，大禅[院]十所，小[禅]院百余所，僧尼二万余人。”限于研究情况与史料的限制，本文只择其中最重要的是崇福寺作一粗浅的研究。
9、太原崇福寺虽然已经有名，但是对它的建造时间还不清楚，我们有必要考证一下。不空是唐代著名的高僧，译经家、密教付法第六祖、开元三大士之一。他在玄宗开元八年来华，随叔父至武威、太原，后师事金刚智。唐代宗时，不空被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曾于太原和五台山造密教道场，展开宣教活动。大历五年（770）十一月，不空在太原给代宗上奏折，说：“先奉恩命往五台山，修功德至太原。巡礼上件寺，因得瞻睹高祖太宗起义圣迹并在此寺。实为国家皇业所兴之源，固不合同诸寺例，伏乞天慈蠲免一切差科及地税。便回充。高祖太宗七圣忌日设斋行香，及修号令堂安置普贤菩萨。仍于三长斋月每月十斋日，令合寺僧奉为高祖至肃宗七圣。转《仁王护国般若经》，庶得无疆之福，永资七圣，无尽法音，上符皇寿。其念诵僧，伏乞精加简，择具名录。奏先停俗客，望即发遣。”[1]朝廷回复曰：“太原府大唐兴国太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请安置普贤菩萨像一铺。净土院灌顶道场处，请简择二七僧奉为国长诵佛顶尊胜陀罗尼。”[2]不空上奏文中所提到的“上件寺”因珍藏了“高祖太宗起义圣迹”，故他向朝廷请示，要求得到得到重视。朝廷复文说“太原府大唐兴国太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即是指的不空所说的上件寺的“高祖起义圣迹”处。可见，崇福寺也称“上件寺”。此外，朝廷复文中又有“兴国太崇福寺”，可以简称“兴国大寺”，在《续高僧传·释洪林传》中曾称释洪林住“并州大兴国寺……故兴国大寺百有余僧，敬异崇仰，有如天岸。”[3]，因此崇福寺也极有可能有另一名称“兴国大寺”或“大兴国寺”。
10、所谓“高祖太宗起义圣迹”就是指的唐高宗李治在太原揭兵反隋宣誓的地方。隋大业十三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讨隋，翌年消灭了隋朝，李唐王朝成立。这是唐朝建立的一件大事，所以当年高祖起兵之处被留下作为纪念地，亦即被称为“起义圣迹”。李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于“武德元年（618），诏为太祖已下造栴檀等身佛三躯，以沙门景辉尝记帝当承天命为立胜业寺；以沙门昙献于隋末设粥救饥民，为立慈悲寺；以义师起于太原，为立太原寺。又诏并州立义兴寺，以旌起义方之功。”[4]其中“以义师起于太原，为立太原寺”，应该就是有“高祖起义圣迹”的崇福寺，所以崇福寺亦即太原寺，而且因为有了李唐王朝的建立，太原寺才建立，那么太原寺应该在先，崇福寺则在其后，即先有太原寺，再有崇福寺。所以崇福寺应是一所官方道场，与那些民间的道场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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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宗立太原寺是帝王崇佛教的典型事例。宋代的契松和尚就对此议论曰：“古者有帝王而入预佛法者，自东汉抵唐不可悉数。如唐太宗于崇福寺发愿称皇帝，菩萨戒弟子者玄宗务佛清净，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韩子徒以梁武为尤，而不知辱类，其本朝祖宗此岂有识虑耶。”[5]
2、值得指出的是，唐太宗下诏建立的太原寺共有五处，它们是长安、洛阳、太原、荆州、扬州等地各置一所寺院。长安太原寺，于咸亨元年武则天外氏侍中观国公杨恭仁舍故宅所建，后经重修，改名魏国西寺。载初元年，复改名崇福寺。菩提流志与般若三藏分别于该寺译出《大宝积经》及四十华严经，智升《开元释教录》、法藏《起信论义记》亦于此撰成。洛阳太原寺，先后改称魏国东寺、大周东寺，后称大福先寺。义净、善无畏、日照、宝思惟、菩提流志等相继于此从事译经工作，寺中有武则天所书福先寺圣教序碑。荆州和扬州二个太原寺，学僧云集，为当地大寺。
3、山西并州太原寺因是朝廷敕封，地位很高，非常有名，许多重要的僧人都出自此寺。然而并州之内的太原寺为名的历史不长，之后它被改名为崇福寺。太原寺改名为崇福寺的资料现已不见，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说明。按理说朝廷敕建的寺院，且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寺院不应该随便更名，而且没有很高级别的人指示，是绝对改不了的。但是它最后还是被更了名。太原寺被改成崇福寺，始于何时，不可而知。在当时留下的的材料中，不管是唐代佛教的典籍诸如《续高僧传》之类的唐代佛教资料，还是外书如新旧唐书等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宋高僧传》里直接使用了“唐太原崇福寺……”的说法，这是宋代人的记载，只是说明这时太原崇福寺还是非常有名的事实而已，并不能代表唐人当时的记录。现在见到最早称太原崇福寺的是不空的奏章，这是在大历五年，即770年，距武德元年已经过了158年，所以它只能说明在一百多年后，人们不再使用太原寺名了，不空称为“上件寺”，朝廷回复称“崇福寺”，可见崇福寺这时还有好几个名字同时并列。此外，“兴国大寺”或“大兴国寺”在唐代《续高僧传》中有载，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这二个词作寺名亦未必不可能，它应该是与太原寺同期使用的名字，崇福寺改名后，就停止不用了。
4、在《唐会要》中有载：“（长安）崇福寺在休祥坊，本侍中杨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五月六日改为崇福寺。”[6]这是说的在长安建立的太原寺的历史，时间在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亦即670年。咸亨年代是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时期，武则天是高宗的皇后。垂拱三年高宗已经离世6年，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也不在位了，李唐王朝的大权直接旁落在武则天后的手上。武则天立垂拱年号的第三年，就急急忙忙的把太原寺改成魏国寺，又过两年，再把魏国寺改成崇福寺，这种做法是耐人寻味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历史背景，也许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高宗在世时，武则天曾经一度出家4年，还俗以后，逐渐揽得大权。高宗去世以后，武则天最终把大权弄到了自己手上，但是她不仅仅满意要做一个天后或皇后，而要做一名真正的女皇，将李氏王朝改为武氏王朝，建立大周王朝。为了这个目的，他一方面组织僧人伪造了《大云经》，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同时她还亲自撰写《改元载初文》，重新修改了历法，按古代周朝的历法改朔，这不能不说在她的内心深处，意识到要改变李唐王朝的性质，必须要将过去的一些痕迹给抹掉，而所有这一切做法都集中在垂拱四年到载初元年两年的时间内，第三年，即天授元年武则天最终实现了武周革命，登上了皇位。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看，武则天在短短的2年内将长安太原寺连续改成魏国寺和崇福寺，是有目的的，因为长安太原寺作为“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带上了太多和鲜明的李唐王朝的痕迹，这不能不让武则天感到难受，是她大周王朝的一块心病，所以她要在两年之内将太原寺的痕迹抹去，把这座因开国纪念而建立的寺院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崇福寺，从根本上抹去这座寺庙最初的纪念意义。当长安的太原寺已经不复存在时，太原的太原寺也应该同时消失，所以太原的太原寺也应在武周革命的时期，改变了原有的纪念性质，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崇福寺了，也就是说，在载初元年，太原的太原寺改名为崇福寺了。
5、顺便提一句，像武则天这样改寺名的活动，并非仅是武氏一人所为，在唐代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唐会昌年间武宗灭佛，武宗逝世后，中宗即位，于会昌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中宗敕旨依奏。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7]
6、武则天苦心积虑地将太原的太原寺改成了崇福寺，虽然他的建寺性质已经改变，但是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却一直没有改变，仍然是当地的一座最重要的寺院。敦煌写本P.4648《往五台山行记》谈道：“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干元寺长寿阁。”这也说明当时崇福寺在太原城内已经非常有名，为进城之后要第一礼拜的寺院。到宋代以后，此寺仍然是太原寺内最有名和最大的寺院之一。
7、唐代的太原崇福寺，曾经有过很多僧人住锡，并被书进了僧传。根据僧传，在崇福寺里的重要僧人有：
8、释洪林，太原人。少履释门，禀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精穆。住并州大兴国寺，整畟贞严，希言寡涉，高众盛德，皆敬而奉之，为世重如此。独居一室积五十年，宾客送迎足不逾阈。至于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励力行奉。不以道德用亏时众，余则端坐房中俨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门者不觉毛竖。有问其故，则从容谈论，词义审当，而不测其心造也。故兴国大寺百有余僧，敬异崇仰，有如天岸。[8]
9、释宗哲，西河平遥人也。稚岁而有奇相，聪颖天资。既寻师范，砥节饰躬，属玄奘三藏新翻诸经论，哲就其门，请益无替。凡几周星，备穷诸典，若指于掌，于奘门下号为得意哲，犹隋慧布之题目焉。后因讲唱厥义日新，时谓之为“法江”。哲曰：为吾谢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大原矣。所指者盖浮丘为沧溟也。哲悯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哉，乃著义例，寰海之内莫不企羡。其如说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师言：三点三目，强分上下，胜劣配属，太成巧诬。哲云：三事俱得，然无名师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号之得意，岂虚也乎。沼师所以成余师之说也。[9]
10、释浮丘，姓张氏，太原人。挺然奇表，慧悟绝伦，于《瑜伽论》差成精博，旁综群书，言分雅俗，四方学者，争造其门。然讷于宣剖，敏于通解，深藏若虚，庸庸品类，多所不知。于时哲公露其头角，博闻强识之者惧其抵触，岂况请余乎。哲惟神伏丘之义学，故谓为“法海”焉。[10]